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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街书会:何处觅踪,散落民间的说书人

2016-02-18 13:26:36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何瑞涓

   “好多曲子再也听不到了。”张满堂也很叹息,过去说书水平高的艺人也多,现在高水平的很少,“你们没有见到那个时代”。马街书会的变迁就和一个人老去是一样的,它是慢慢的,一猛地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哦,它老了”。

  等这一批老艺人走了以后,马街书会前景如何?“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二十年后还有马街书会。”张满堂充满信心,就像北京前门的大碗茶,早些时候大碗茶是路边摊上掏几分钱就可以喝的,后来有了啤酒、汽水及各种饮料,大碗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消失,但是北京前门的大碗茶却一直都在,因为这时候它不仅是一碗茶了,而有了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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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人海中,谁为你驻足

  

  书会之书并不是书本之书,而是说书之书。

  书会乃古来遗风,宋代话本兴起时就已经有书会,出身下层的文人和民间艺人于勾栏瓦肆中编写话本、唱戏谋生。

  马街书会已有700多年历史,历经战乱灾荒均未间断,是民间艺人创造的奇迹。每年正月十三,这里就变成一幅活的《清明上河图》。

  天作幕,地为台,上千名艺人在田野里开唱,“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可读万卷书”,在这里并不是神话。

  一、韩明海:谁来写我的书

  韩明海走到马街时,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昨天麦田里的柔软的雪已经被踏成了冰,又化成了水,一片泥泞。马街书会就在这片二十几公顷的麦田里。

  每年还不到正月十三,四面八方的民间说书人就会自发地涌向马街,朝圣一样,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到马街去,到书会上去。不到马街,你不会想象到哪里冒出来那么多说书人,世上还有那么多说书人。韩明海今年65岁,说书已经37年,来马街书会也有二十多年了。很多人都跟他一样,“听到弦子响,喉咙眼就痒”,一来就连续来了几十年。

  八点不到,书会上已经是人声鼎沸,鼓弦吱呀齐鸣。今年的说书人来了三百多棚,一千多名,而赶会的老百姓得有数万人了,摩肩接踵,呼朋引伴,甚是热闹。

  三五步就是一个摊位,大多艺人是一家人或相熟的搭档一起来的,你拉三弦,他拨胡琴,我来打简板,放张桌子,搬个凳子就开唱了。那边几家直接在电动小三轮车上摆开了阵势,小小的车厢成了大大的舞台。带着喇叭来的,或者绑在一根竖起的木棍上,或者绑在骑来的摩托上,或者干脆直接放在地上,有一家带来了农具木叉,将喇叭挑在了上边,粗犷有味。

  听书的人是流动的,这边听书说得好,呼啦啦就围上大圈儿,一会儿那边又有更好的,很快那边就聚起人气儿来。有的书棚前很快就没了听众,显得落寞得紧,那也没关系,照说不误,来都来了,图个乐呵。

  韩明海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拉开手提包,拧开宝丰大曲灌两口,将弦子拿了出来,用紫花手巾绑在腰里,木梆子绑在小腿上,一边拉弦,脚上一边蹬着梆子绳,站着就开唱起来,高亢中带一丝嘶哑,一时荡气回肠。他这样的拎包客也有几个,简单方便。

  这身装束民间艺人范儿十足,摄影师们很快发现了他,围了过来让他摆个喝酒的造型,又让他摆个拉弦的造型,韩明海有些窘迫,配合了一下,说:“我还是再说一段书吧。”人群也跟着摄影师围了过来,又很快随着摄影师散去。韩明海继续说着自己的《阴阳配》,宁愿相信:围过来的人是冲着他说的书来的,不是看照相。不少摊位的艺人都有着韩明海一样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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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街书会盛况中国曲协供图

  霍其荣一家的书摊摆在会场边上,两根木棍竖起,扯一横幅:通许县杨庄河南坠子剧团。还印上了主唱照片姓名身份和联系电话。横幅下扯一块蓝布,算是自己搭起了舞台背景。霍其荣有四十多岁,今天穿来了大红旗袍,是她的演出服。不少民间自发的说唱队或艺术团都像他们这样是拉着横幅的,尽量穿上戏服,有的还化了妆。

  不远处一个书摊前围了不少人,原来是“马街人组合”的演出。黄艳芳和王雪会是师姐妹,从事曲艺二十多年来配合默契,拿了不少奖项,因为觉得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马街书会,马街就是艺人们的家,于是就取了这个组合的名字。组合共七人,她们二人是主唱。这个组合也获得了今年“书状元”的称号。

  马街书会历来有评“书状元”的传统,有些年也会中断。这里有正月十四到十六请说书人到家中连唱三天书的习俗,叫灯书,也叫正禄书。百姓买书、艺人卖书的过程也叫写书。往年评书状元主要看谁写出去的书价高,这几年开始综合看艺人的表现,比如着装,比如艺术水准,比如艺德等,书价只是其中的一项,三十位评委逐摊听后打分,高分者即是状元。

  不似大多数艺人来自农村,无论是衣着还是器乐都带着泥土气息,马街人组合来自平顶山市,男士着白衣,女士着旗袍,新鲜光亮,乐器中也不只是三弦和大鼓,还带来了古筝和扬琴,打扮漂亮,说得又好,也难怪围看的人多。她们的书价也令其他艺人艳羡,达到了三天九场一万六千块。一般来说,到场的普通艺人能写出去一千五百块就不错了。晚上颁奖以后,黄艳芳满面是笑,参加书会二十多年,“一直都想得书状元,这次拿到了,很开心”。这次她和王雪会还拿到了全国曲艺邀请赛的一等奖,可见确有实力。在书会上,这样的当然是少数。

  韩明海头一天就先去过了会场边上的火神庙。相传三皇、邱祖是说书人的祖师爷,这里有祭拜火神和祖师爷的传统。自正月十一到书会当日,艺人们都是随到随祭拜,拜完才说书。张永利家在宝丰石桥镇,距马街二十多里地,一大早六点半赶到就先去会场旁边的火神庙里,上一炷香,磕一个头,再说一段书,算是给祖师爷报到了,“也不求发财,平平安安就可以了”。他也说,现在有不少艺人不知道这个规矩,来了并不去拜。今年马街书会在正月十二组织了艺人集体祭拜,以此来恢复传统,唤醒人们对传统的重视。

  脚下越来越泥泞,快到中午了,气温升高,麦田已经成了一个大泥沼,赶会的群众逐渐散去,艺人们渐渐也有人开始收摊撤了。韩明海的鞋子裤腿上已经沾满了泥巴,可是脚上的木梆还在蹬着,他喜欢说书,也希望给陆续来了又走的听众展示一段自己的技艺,另外重要的是,他的书还没写出去。他对拉着他说话的两位姑娘说:你们帮我鼓动鼓动,我再说一段,也许就有人写了。

  早些年听书的人还很多,那时候农村缺乏娱乐,生产队写了书去,一开唱,一个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了过去,到半夜都听不够。仅过年期间,一天不隔,韩明海连续唱过57天。后来宝丰附近兴起小煤窑,那时候小煤窑要敬老君请说书的多,马街书会上的艺人还曾被疯抢过。随着小煤窑的消失,说书人的市场渐渐小了。如今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多,会听书的一代人也在老去,年轻人听书的越来越少,因而写书的也越来越少。为了振兴马街书会,宝丰县政府安排了各机关单位写书,写了之后送书下乡,这也只能照顾到一部分人。

  人群中两位大爷已经将乐器收拢,一根木棍穿过桌子,两人扛上肩往会场外走了。他们从鲁山赶来,早上五点二十起来,到了这里已经十点多,下午还得赶车回去。其中一位叫可文中,从改革开放那年来书会,一次都没缺过。那时候正是可大爷的光辉岁月,说书很是叫响,曾经在老姜庄子(音)连唱一个月十七天,在汝南黄庙(音)从正月十七一直唱到三月十六。如今忆起都心潮澎湃,可大爷说:我们都算是实力派干将。即便如此,今年他们写书也没写出去,“除了送书下乡的,现在哪儿还有人写书嘞”,十二点一过就收摊了。

  韩明海一直坚持到最后,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书会的艺人。周围几场职业曲艺人的比赛,他也没有来得及去看,只听得大喇叭声震耳欲聋;卖饭的很多,一碗羊肉汤15块,顶上一家人几天的油盐酱醋了;没有公厕,很多村民用塑料布、旧床单围起一块地来就是厕所了,进一次收两块,这简直是宰人。拉了一上午弦,韩明海又累又饿。此时书场上已经没有了说书人,老百姓们也都回家或者去旁边的商贸区了。不久前还摩肩接踵挤满人的麦田空旷起来,大片泥泞中,韩明海装三弦乐器进包的身影愈加显得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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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满堂是跟着马街书会长大的,八九岁时艺人来家里住,他钻到艺人被窝里听人说,梦里还梦到书会上人太多挤不进去。现在有的艺人们住不起旅馆,马街又没有适合接待的场所,张满堂就下决心在自己家的地里盖起一排房接待艺人。

  二、张满堂:寒夜里谁为艺人留一盏灯

  马街村南头有一排房子,就在村边上菜地里,雪还未化,屋后房檐上挂着一串串冰柱。这里就是所谓的艺人之家,也是韩明海今夜投宿的地方。

  一进院子——说是院子,其实连院墙都没有,就是一片菜地,加一口井——屋外搭的灶台前两位大姐就看到了韩海明,招呼他吃饭。在这里是用不着客气的,吃饭是流水席,谁来谁吃,管饱管够。韩明海舀起一碗炖菜,大姐又给他端来一筐热馍,坐下就吃起来。菜是萝卜白菜猪肉羊肚之类的乱炖,宝丰当地人家过年吃的菜。

  正月十一夜里,艺人之家已经住下了七八十人,正月十二人最多,住下一百多人,有些人来了看挤不下或者觉得太苦,又走了。正月十三书会一散,大部分就都上路各回各家了,只有少数路远或者写书没写出去的留了下来。

  马街村有招待艺人的好客习俗,尤其是喜欢听说书的人家。所谓“无君子不养艺人”,早些年间,据说艺人们为了赶书会,一路说书卖艺一路走来,到了马街,一些人家就会招呼,这家喊:说书的,晚上住俺家吧!那家说:来俺家吃饭。去了管吃管住,一家里可以接待好几位艺人。艺人们晚上说几段书作为回报,临走时村民还会给一些盘缠。这些年来,随着商业大潮的席卷,马街村民依旧好客,然而接待艺人管吃管住的人家越来越少。

  今年天气不好,来书会的人大多来自宝丰周边县市,离得不太远的就起个大早赶过来,或者是蹬自家三轮,或者是乘长途汽车,到这里就十点了,占不到好位子,唱不了两三个小时就要再折腾回去。远处的艺人来了,有些钱的就去离马街十几里地远的县城找个宾馆,可是还有不少艺人本身就是贫寒的农民,住一晚可能就要顶上全家一个月生活费了,哪里舍得去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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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早早吃了俩鸡蛋就出门,张满堂已经一天没怎么吃饭了。他一整天都在书会上忙活,不仅要招呼艺人,还要为他们录唱段。傍晚时分,张满堂才从书会回来,满是疲惫。

  洛阳梦华河洛大鼓艺术团这次来了15个人,团长李军民提前一个月来了一趟马街村,到村民家商量,看能不能管吃住,他们可以给村民一些钱,但是没能如愿。“现在你去附近农家厕所,去一次还收一块钱嘞。”李军民说。后来到了艺人之家看了看,觉得太艰苦,就在杨庄镇订了宾馆。霍其荣一家平常出外演出都是接待方管吃管住,这次来马街一家人干脆在小面包车里住了一晚上,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人都冻感冒了,颇觉失望:“书价又低,又没人管没人问,明年俺们就不打算来了。”已经连续来马街书会38年的周翠莲,打扮时尚,也选择了住在关帝庙里。还有多少来书会朝圣的艺人无处栖身?

  艺人之家的房主人还在书会上忙活着收拾摊子,直到傍晚六点才回来,风尘仆仆,满面倦容,眸子里却是透亮的热情。他是马街说书研究会的会长,今年61岁,叫张满堂,艺人们称他为善人、老师,提起他就不由得满面感激与敬重。这些房子就是他自掏腰包,在自家种了三十多年的地里为艺人们盖起来的,又陆续买进草毡子、被子、桌椅、炉子炊具、床垫等等,免费提供食宿。只要来马街的艺人,都可以在这里吃一碗饭,睡一床被子,这里就像艺人自己的家一样,寒冬的黑夜里永远为艺人们留着一盏灯。杜甫曾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正是张满堂用行动尽力去做的。

  早上早早吃了俩鸡蛋就出门,张满堂已经一天没怎么吃饭了。他一整天都在书会上忙活,不仅要招呼艺人,为他们亮书写书提供条件,还要录像记录艺人的唱段,连作为评委评书状元都忙得过去晚了,只好弃权不算票数。这几天接待艺人以及之前对各项接待工作的准备已经让他有些心力交瘁,艺人们来了,这个要床被子,那个找不到碗,诸多事情都来找他。“你别说几天招待上百艺人,就是让你一天招待几个试试,那都是很累的。”张满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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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院子,其实连院墙都没有,就是一片菜地,加一口井——院子里搭了灶台,艺人过来用不着客气,吃饭是流水席,谁来谁吃,管饱管够。

  张满堂并不说书,不是艺人,却办起这样一个地方,他并不是“土豪”,更不是要“逞英雄”,这样做,出自对马街书会深厚的感情与对艺人深切的同情。张满堂是跟着马街书会长大的,八九岁时艺人来家里住,他钻到艺人被窝里听人说,梦里还梦到书会上人太多挤不进去。十年前,张满堂又去马街书会,发现来的艺人越来越少了,那年只有七八十棚。于是,2004年,他开始骑着摩托车去寻访民间说书人,看一看他们到底生活怎样。有些艺人跟他吐露实情:去书会也挣不到钱,到了那儿人生地不熟,过去人家还接待,现在小孩子们都不太接待了,也没地儿去。张满堂告诉他:来了找我。“人家是真的没有办法,旅馆吧,住不起,并且旅馆离会场远,马街又没有适合接待的场所,干脆,我下决心就在自己家的地里盖一排房吧。”房子在2005年盖了起来,而在此之前,每年住在张满堂家里的也有不少艺人,床上地上都是人。

  “就像鸟一样年年迁徙,艺人们一年一年要来赶会,飞来了,总得有一棵树让他们落脚,有个树枝也行啊。”张满堂说,咱们盖的房子不算房子,很简单,但是咱们也没有再大的本事了,只能盖成这样,下雨刮风艺人们总得有个能待的地方。

  韩明海拿着新买的一瓶宝丰大曲要给张满堂斟上,张满堂放下饭碗,转身从自己包里掏出另一瓶:我早给你准备好了。每年都有写不出去的人,有些艺人不免会觉得心里苦楚,张满堂就会拿出一瓶酒来,倒上一起喝两杯,喝完后他就劝对方:“你一年没写出去心里就不得劲了,我老张年年都没写出去过,我心里不是照样年年高兴?”这一说往往会把人家逗笑了。第二天艺人吃了早饭回家前,张满堂就会再告诫一番:你知道你为啥没写出去不?作为艺人,要有个形象,你把衣裳头发洗洗中不中?你的艺术还是不中,你得提高、学习呀。你又不学习,身上又脏得跟那啥一样,人家咋会写你嘞,你去了人家咋招待你?这话当然不好听,但是张满堂把艺人们当成了朋友,有什么会直接说,艺人们也会虚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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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街说书研究会2004年成立,那年张满堂走访艺人之后,觉得书会面临困难,于是搭起这个平台。张满堂也曾想过,假如他不做这些事,好好种菜,一年最少也能挣几万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太爱这个书会了,我太爱自己的家乡了。”

  马街说书研究会也是2004年成立的,那年张满堂走访艺人之后,觉得书会面临困难,于是和同学、老师以及一些艺人一块儿商量,决定搭起这个平台,以便大家能为共同的事业出谋划策,“在我们这里的说法叫鼓动鼓动”。于是,马街说书研究会就成立了。每年他们都会争取组织活动,马街书会上,张满堂也专门弄了一个研究会的桌子,为艺人们提供舞台。走访艺人、鼓励年轻人说书也是张满堂坚持做的,陆书娟、陆文娟两个爱说书但没条件学的双胞胎姐妹,就是他发现的,张满堂请往届的书状元教她们说书,两姐妹认了他为义父,如今二人已经是当地说书的小名人了。

  “我只是个种菜的,对种菜最在行了。”张满堂说得很真诚,“我不会说书,光会搭台子,人家来了,我给人家做饭吃,咱光会搞服务,别的咱不会。”张满堂也曾想过,假如他不做这些事,好好种菜,一年最少也能挣几万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太爱这个书会了,我太爱自己的家乡了。”

  三、艺人生存:有说书人,才有书会

  韩明海每年演出的机会并不多,曾经连演57天的好时光已经过去,大部分时间他都务农,闲时也会走乡串户,偶尔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想请人说书,他才有机会展示一下。

  很多乡村说书人都跟他一样,走出书会,回到茫茫人海,大海捞针一样,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生活情况。

  “民间艺人生活得实在是太苦太穷了。”张满堂提起就是心酸。这些年,张满堂走访了几百位民间艺人,一个一个听说了就找过去,有时候两三天找不到人,有的艺人天南海北游荡,去了不在家,白跑一趟。来书会的艺人,大部分张满堂都去过他们家里,没去过的很多也已经是熟人。对于艺人生存到底怎样,大概没有谁比他了解得更清楚。

  “一个艺人,一年当中说不了几天书啊,也就是春节这几天,有的赶了书会回去,回家一停就是一年。”张满堂所接触的,可以说是民间艺人最普遍的状态。他们的书价很低,在书会上拿到的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全年最高的书价了,三天九场一千五是较高的,加上来去两天,三五人分下来,平均也就合一人一天一百来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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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子中间十间相通,地上两排39个席梦思床垫,放着一百多条被子,男女艺人同住。张满堂说:“就像鸟一样年年迁徙,艺人们一年一年要来赶会,飞来了,总得有一棵树让他们落脚,有个树枝也行啊。”

  当然也有例外。霍其荣一家四代说书,自己家里成立了河南坠子剧团,通许县说书的大多是他们家里传出去的,“都是徒子徒孙”,很是自豪。作为市里的非遗传承人,他们接到的演出较多,周边许昌禹县、南阳、洛阳甚至黑龙江都去过。家里也不做别的,专门说书。马街书会上的价钱对于他们来说太低了,“二十年前俺们来过一次,那时候别人三天卖五十块钱,俺们写给鲁山的银行还给了一千四嘞”。因为价钱低,来了又没人接待,霍其荣坦言:“明年俺们就不想来了。”即便是这样状况较好的,也只能算是小康人家,霍其荣说他们是开着车来的,看过去原来是一辆小面包车。

  洛阳市梦华河洛大鼓艺术团演出也很多,不过说了50年大鼓书的杨兆明面带难色,平常演出大多是义务演出,“我们干了一辈子了,到现在是光敲梆子不卖肉”。每周艺术团在周王城广场演出,没有专门舞台,自己拉着音响、桌子椅子过去,来这里演出的大多是市里的退休工人有退休工资,条件比农民好很多。

  团长李军民从小热爱河洛大鼓,也曾走访过一些艺人,了解艺人的苦楚,“有些艺人家里太穷太穷了,他们没有一个平台,也联系不到书”。这样,他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于2012年成立了艺术团,而费用主要是他和两位副团长承担。去年演出有一百多场,价钱不等,高的可以拿到一场一千块,低的一场三百块,刚学的一场给五十也会去。听起来已经是不错的成绩,然而算下来,团里有二三十人,刨去开支,实际上摊下来好的艺人每年也只是拿到万把块钱,唱得不好的可以拿到两三千块。团里有务农的,也有退休职工,有挣钱的机会他就多安排农民艺人参加。为了不让这门艺术失传,艺术团还免费传授学员,“学生来了起码要管人家吃住吧,我们自己租房子,相当艰苦”。

  过去人学说书也是为了挣碗饭吃,不完全是在玩儿。也有人说,艺人学说书是出于爱好,不唱的话他自己都难受,可以自己唱着玩儿。张满堂认为,这只是一种说法,他既然学了,当然心里有些喜欢,但是喜欢不能当饭吃,当他连吃饭都费劲的时候,他即便喜欢也不唱了。“光有爱好有喜欢不能挣钱,我想说书这个事就不能持久,没有根基啊。”

  没机会说书,有的下地干活儿了,有的打工了,艺术也就丢了。张满堂说,拳不离手,戏不离口,戏放一年他还能唱好不能?“艺人生存状况不好,因为不好就没人学,越不学,艺术上越难提高,最后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为啥现在艺人就要绝了?没效益谁干啊?”可文中心直口快,他说,能看见前途的话,他的媳妇孩子孙子都可以干,可是现在说书连自己都养活不住,而且学艺时那么吃苦,继承了却没有用武之地,孩子出去打工,工资最低的也能拿到六七千,谁还学?

  老一代人渐渐老去,年轻人学说书的越来越少,传承也成为一个大问题。可文中从儿子没有满月就开始唱戏,到今年孩子已经41岁,曾经周围人只有他自己会唱老剧,《呼家将》《大八义》《小八义》《马踏洛阳》、包公、施公、海公案、三国戏等十几部戏,教出了一批人,当时也是“唱得响”的人,如今却没有了传人。“传给谁啊,谁演啊?”可文中脱口而出,“我说的是现实,农村喂个老母猪,国家还提倡每年补贴一百块钱嘞,艺人们唱了几十年了,谁给补一分钱啊?前途在哪儿?慢慢就没人干了。”

  宝丰中医院来了一位老奶奶,拉出的字幅上印着名字:何艳红,今年已经80整,旁边为他拉弦伴奏的老爷爷也80多岁了。有人问有没有教徒弟,何艳红说:教了四五个,他们小,四十多岁五十岁。四五十岁倒算是年轻人了。

  周翠莲也不喜欢收徒弟,不是没收过,而是收过伤了心。“不收徒弟,嫌麻烦。”周翠莲说,有的孩子不会走就想跑,根本就没有学艺的耐心,有的孩子学完就忘在一边了,“你看去年一个学拉弦的,我打着拍子教他,教会了,跑去打工了。”

  “好多曲子再也听不到了。”张满堂也很叹息,过去说书艺术水平高的也多,现在高水平的很少,“你们没有见到那个时代”。马街书会的变迁就和一个人老去是一样的,它是慢慢的,一猛地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哦,他老了”。

  为了抢救这些即将消失的艺术,张满堂几年来只要有空闲就去走访艺人,为他们照相、摄像,录下许多珍贵的曲目。回来整理材料时,不太会用电脑,都是“一指禅”一点点整理。每年的马街书会他也都尽力把参会人的曲目多拍几段,今年为了拍摄,甚至都放弃了当“书状元”的评委。“好多曲目都是口口相传的,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丢了。”不过,他也指出,曲目有剧本掌握调子,有些过些年还能恢复,会拉弦子的艺人是越来越少了。

  说书机会少,原因也在于除了就“好这口儿”的老一代听众,年轻人听说书的越来越少。马街书会就可见出一斑。大多数年轻人只是凑个热闹,这边有摄影的人让说书人凹造型,唰就围上去一群人看,看的不是说书,是照相,那边有嗓子亮装扮好的,围上去好似听得懂,问一问却完全不知道说书人唱的是什么。鲁山一位大姐见到一位盲人说书分外欣喜,热情地打着招呼,原来盲艺人刚刚在鲁山说书一条街展示过三天,大姐听了三天,真心觉得好,尤其是说书人表情好,今天来马街又特意寻着听。而像这样的听众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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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明海今年65岁,说书已经37年,来马街书会也有二十多年了。早些年听说书的人还很多,仅过年期间,韩明海曾一天不隔地连唱了57天。

  马街书会在说书艺人会场之外,还有大片的商贸区,还有三场职业曲艺人比赛,吸引了众多观众。可文中今年写书没写出去,原因之一就在于职业比赛的音响太响,他有些烦躁:“今儿写不成,噪音太大了,自己连自己的弦子都听不见,人家想写也听不到咱唱得水平高低,咋写嘞?”商贸区中还有一些乡村歌舞团、魔术等表演,其中一个巨大的棚子外不断地有人群扒着帐篷缝儿偷看,进去的话收费十元,那里表演的是穿着暴露的歌舞。

  “过去书会,几里地以外都能听到弦子响,现在你听到的是啥?你感受到他的弦子的音拉得很美了不?你就只是看到一种热闹,一种表象,你没有欣赏到他的艺术。”张满堂说,听半个小时,进入到里边,觉得很美,那叫欣赏。但是,你想往深处去感觉,你也没那个机会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过去那种几步一摊,那种弦子音简板声,一去不复返,有的失落了就是失落了,不在了就是不在了。

  从700年来似田野小花散漫生长,到1979年中国曲协自民间发现马街书会并发扬光大,至去年被评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马街书会不可谓不兴旺。近些年来,宝丰县政府也在不断做出努力,比如写书的人少,则分派任务至各机关单位,马街书会时写书送书下乡;比如为远路而来的艺人提供一定的路费;比如完善马街书会的基础设施,修路建屋;比如为非遗传承人和了解到的有特殊困难的艺人提供资金扶持等。然而,大量说书人散落民间,既没有市场,也看不到前途,更没有艺术上的传承人;说书人是马街书会的核心和灵魂,没有说书人,就没有马街书会,民间艺人越来越少令人忧心。

  等这一批老艺人走了以后,马街书会前景如何?“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二十年后还有马街书会。”张满堂充满信心,就像北京前门的大碗茶,早些时候大碗茶是路边摊上掏几分钱就可以喝的,后来有了啤酒、汽水及各种饮料,大碗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消失,但是北京前门的大碗茶却一直都在,因为这时候它不仅是一碗茶了,而有了文化内涵。马街书会也是如此,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种风俗,是艺人的信仰,传承700多年,也必将继续传承下去。

  “马街书会是民间曲艺人心中的盛典,是广大民众的狂欢节。”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夏挽群说,保护马街书会的意义,就在于要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留下一个种源,留下一段立体的、活着的文化记忆;为正在现代化、西方化的中国社会留下一份乡愁。

  马街书会的未来与民间说书人的命运是一致的。张满堂说,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这些艺人们都能吃好住好,有好的待遇,这样才会有年轻人愿意学,马街文化才能传承下去。

  这一天,会到来吗?

  “马街书会溯源长,负鼓携琴汇现场。说古论今依旧事,万人空巷看兰芳。”有着700多年历史的“马街书会”是民间说唱艺人朝拜的“圣坛”,也是老百姓同欢的盛会。随着时代发展,在多元文化冲击、大众娱乐盛行的今天,马街书会在种种隐忧之下依然繁荣。马年的马街书会上,说书艺人络绎不绝,百姓观众人头攒动,田野里的说书艺人用他们对艺术执著的爱,倔强地守候着这种繁荣。本报记者用镜头记录一个个瞬间,带您走“马”观“书”。

  ——编者

  马街书会

  话说元延祐年间,马街有位说书艺人马德平,擅三弦书,技艺精湛,人品甚佳,桃李满天下。某年正月十三,马先生因病去世,众徒弟听闻噩耗,自八方赶来奔丧,云集马街,祭拜说唱,悼念恩师。自此,年复一年,徒弟的徒弟又收徒弟,每年正月十三来此聚会,相沿成习。于是就有了马街书会。

  这当然只是马街书会起源的一种说法。此外还有禳灾说、颂德说、抗金说、皇恩说等九种说法在民间流行,可谓众说纷纭,而具体到底如何,目前也没有发现确切记载。不过,较为普遍认同的是,马街书会兴于北宋末年,那时正是勾栏瓦舍里说唱技艺的繁盛时期,元朝初具规模,清代同治年间尤为兴盛,有故事说马街书会会首司士选算过一次到会人数,让赶会艺人在火神庙每人进一文香钱,最后数下来有两串七,也就是说,那年到会艺人竟有2700人之多。马街书会至今已经700多年,历经战乱灾荒,并无间断。

  每年正月十三来马街说书,已经成为民间艺人的习俗和精神信仰。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也不受约束,完全出于自发自愿。这里也没有正式的表演场所,天为幕,地为台,麦田里、河坡处、小路边,都是他们的舞台。上千名艺人二三结伴,三五成组,拉弦打板,背靠背各自说各自的书,互不影响,说书亮书,以曲会友。而周边的老百姓也会扶老携幼,成千上万地来赶会听书,商贩们也集中于此,一时间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是难得一见的盛况。

  马街书会也形成了独特的民俗形式:艺人拜师祭祖,艺人亮书卖书、群众请书写书,民间对戏,唱还愿书,评书状元,书会会首制,等等。其中亮书与写书尤为关键。

  亮书是来书会的最重要环节。所谓亮书就是说书,展示自己吹拉弹唱的才艺,所有人到这里都是平等的,自由表演。听众是流动的,觉得哪里唱得好就去哪儿听。河南坠子、大鼓书、三弦书、道情、山东琴书、凤阳花鼓、评书、乱弹、四川清音、湖北渔鼓等几十种曲目在这里上演,十分地道。马街书会也成为民间艺术群英荟萃的展示场。两片小铜片(犁铧片)可以击出清脆的声音,脚上绑上竹节木梆子也可以成为乐器,简单的乐器到了他们手里变得神奇起来。而写书并不是著书立说,而是一种“成交”——这里的人会在正月十四到十六请艺人回去说书,称“灯书”,也叫“正禄书”,正月十七到十九的叫“偏禄书”,艺人卖书、老百姓请书买书、商定书价的过程叫写书。凡是正禄书写出去的,一般就不能再继续唱下去,以免妨碍别人卖书。平常日子,这里有红白喜事,如建了新房子、老人祝寿、孩子满月等,也会请艺人说书。还愿书也是艺人们常常接到的活儿,比如谁家有了病人,就向火神爷许下愿:如果病人康复了,我给火神爷请三天大书。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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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二,正会前一天, 72岁的郭金柱已经赶到书会,唱了50多年道情大鼓的他,雪地中立地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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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二,一位残疾人骑着自行车来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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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步就是一个摊位,有些艺人直接在电动小三轮车上摆开了阵势,小车厢成了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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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艺人骑着摩托赶来,车子一放,你拉三弦,我打简板,不管有没有听众,自得其乐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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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冠生一身长袍来到书会,包里带着几张获奖证书复印件,正说着书,一个电话打来,原来是老家传来消息,如果书写不出去县里就不给解决路费了,他开始忧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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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中医院来了一位老奶奶,拉出的字幅上印着名字:何艳红。今年已经80整的她,这次特意穿上了鲜艳的演出服,旁边为他拉弦伴奏的老爷爷也80多岁了。何艳红说:教了四五个徒弟,他们中小的都四五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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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说书人自得其乐,陶醉其中,表情像极了不远处马街书会的主题雕塑——说书俑。为他伴奏的是位盲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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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鲜亮丽的“马街人组合” ,获得了今年“书状元”的称号。主唱黄艳芳和王雪会是师姐妹,从事曲艺二十多年来配合默契,拿了不少奖项,因成长得益于马街书会,便取了这个组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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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喇叭来的艺人,或者将喇叭绑在一根竖起的木棍上,或者绑在骑来的摩托上,或者干脆直接放在地上,有一家带来了农具木叉,将喇叭挑在了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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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艺人唱了不久就停了下来,从包里拿出一块饼干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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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的艺人会唱几部大戏,用纸板来给自己打个广告,不知道最后写出去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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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街书会上一心可以二用的小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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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明海是最后一个离开书会的艺人。他的书最终也没写出去。不久前还摩肩接踵挤满人的麦田空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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