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琴书大图预览

曲种流派介绍

中国曲艺曲种,流行于以鲁西南菏泽地区为中心的废黄河下游地区的河南、江苏、安徽的北部,河北的南部,及东北的个别市县,在山东最先流传于鲁西南,以嘉祥、巨野、定陶为中心,后逐渐向北(济南及惠民地区)、向东(青岛、烟台)延续扩展,约有二百年历史。山东琴书最初叫扬琴,也有叫打扬琴的、唱小曲的,约形成于乾隆初年。早期为农民闲时自娱的庄家耍(又称玩局)。清末渐趋兴盛,名家辈出,分成了南、北、东三路,南路最早,以茹兴礼为代表,称为茹派,不用巧调花腔,重声腔、咬字,唱段多愤世之作;北路是以邓九如为代表的邓派,善用方言俚语,于纯朴中见幽默,平易中求韵味;东路则是以商业兴为代表的商派,唱腔优美,富有变化。 三大流派 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区的语言、风俗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东乱、北路、南路琴书三大流派。其叫法也不想同,如商业兴自称改良扬琴;邓九如文明扬琴。到一九三三年邓九如在天津电台播音时,才定名山东琴书直今。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广饶县(就称乐安)北部一带的农民,为活所迫,四处逃荒要饭。有不少人,随身携带坠琴、节子板等乐器,以唱琴书小段为主,或随口编些有趣的故事,边演边唱。在长期的流浪生涯中,他们还不断吸收戏曲唱腔和民间小调来丰富自己。约在一八九六年前,东寨村的张兰田、张志田兄弟俩,曾去安徽凤阳拜师学艺,当地流行的(凤阳歌)有力的推进了演唱艺书的发展。艺人在演唱中,为了更多的招徕听众,增加收入,便不断地探求新的艺术形式。擅唱工的艺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唱腔特点。如广饶县西商村的艺人商业兴和妻子关云霞,长期在烟台、青岛一代演唱,成了东路琴书的代表;而擅长人物表演的艺人,便致力于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时殿元、崔心悦、谭明伦等,把《王小赶脚》改成化装演唱,便是这种探索的结果。 最早被称为驴戏的《王小赶脚》,由艺人时殿元试演成功,距今已近百年。时殿元(1963-1948),又名时鸭兰,广饶县人,是化妆扬琴的奠基者,驴戏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幼学唱扬琴,擅演小丑。开始演驴戏《王小赶脚》,时殿元饰演王小,崔心悦饰演二姑娘,驴子是用纸糊(后改用布扎)彩绘,分别截用带子系在崔的腰间,扮作骑驴的二姑娘;时殿元头戴破毡帽,腰扎白围裙,手拿马鞭、鼻眼之间用白灰一抺,化妆成小三花脸,扮作挥鞭赶驴的王小。用坠琴、扬琴、三弦、笛子、板鼓等乐器拌奏。二人边走边唱,使多年来的坐唱的《王小赶脚》,一下子活起来了,很受群众的欢迎,驴戏便很快传播开来。由此可以看出,驴戏的产生,是群众艺术活动与琴书说唱有机的结合,也是由琴书向吕剧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 从形式上看,琴书属于坐唱形式的曲艺。演唱时坐成八字形,扬琴居中,其他乐器分列两旁。演员各持乐器,自拉自唱。在故事的发展中,演唱者多以角色出现,并有生、旦、丑的分工。塑造的人物,立体感很强。它本身就为向戏曲化演变,孕育着内在的因素。因而时殿元等人从群众喜爱《王小赶脚》的化妆上演得到启发,逐渐把琴书中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小节目,如《站花墙》《兰桥会》《登云休妻》《鸿鸾喜》《丁僧扫雪》《拾玉镯》《王定保借当》《三打四劝》《后娘打孩子》《王天保下苏州》《王汗喜借年》等,改为化妆登台,从唱琴书发展成了演小戏。“凤阳歌”也逐渐演化成了吕剧的基本板式──“四平调”。由于剧目大都是反映小姐、公子、儿媳、公婆等男女爱情、家庭论理的戏,而且情节逼真,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很受群众欢迎,因此不少唱坐腔(山东琴书)的艺人,先后改演小戏,在胶东、鲁北一带流传开来,如蓬莱、掖县的蹦蹦戏,济阳一带的迷戏,都属于流传后派生的。流传越广,叫法越多。有的说叫捋戏,因为伴奏主乐器是坠琴,拉时是用四个指头上下不断的捋弦;有的说叫闾戏,意思是属于街坊邻里的家乡戏;有的还说由于艺人外出搭班,都是一村,同姓同族,甚至是一家子或两口子,所以叫吕戏。 山东琴书为民间小曲联唱体,共有小曲200余支,山东琴书最盛行时,演唱曲牌和演奏曲牌达到300多个,以“上合调”“凤阳歌”“梅花落”最为常用。以扬琴为主奏乐器。传统曲目分牌子曲、中篇、长篇3类,牌子曲产生较早,有全部《白蛇传》等;中篇在山东琴书中最具代表性,有《王定保借当》《三上寿》等70~80部;长篇多为移植改编,如《杨家将演义》《包公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山东琴书有了新的发展,成为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要曲种。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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