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名家刘兰芳:生活教会我创作

2016-02-14 13:01:37来源:中国经济网

        她是中国曲坛“常青树”,20世纪80年代一部长篇评书《岳飞传》让人们知道了“刘兰芳”的名字。十平方米过道,摆上饭桌当书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创作,她印证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16岁拜师学艺,60岁读完大学,学习不辍是她不变的人生态度。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本期《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刘兰芳。
 
  从小经受艰苦严格的训练
 
  东北大鼓又叫奉调,发源地在沈阳。我的母亲、姨母都是唱东北大鼓的,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学大鼓。那时候家庭条件十分困难,中学的时候拿一个月七块钱的学校助学金,而且还住校。每天早上吃高粱米稀粥就小咸菜,中午吃高粱米稀饭,这样已经很满足。念到初中二年级时家里供不起,我就辍学去拜师学艺。首先拜杨丽环老师为师,跟老师一边学三弦,一边学大鼓。师傅家四个孩子加上我五个,后来实在养不起就让我回家了。
 
  回家之后,我开始跟姨母学《封神演义》。我的两个姨哥哥弹三弦,他们弹我唱。这个阶段学习的时间多,也逐渐有了基础。后来鞍山曲艺团的书曲队到鞍山演出,我去听书的时候被队长发现,他觉得我这个小姑娘不错,就让我报考曲艺团。我背着行李来到鞍山曲艺团,到那儿一唱他们就收下了我。这不仅解决了个人的吃饭问题,还开始养家。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很贫穷,那时候能够吃上饭就十分满足。刚去的时候,我只穿了一件外衣,买牙具都没有钱。我们住的宿舍是一个低矮的小房子,一张小床,火炕也舍不得烧。东北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只能靠火砖取暖。在那些学员里,我是家庭最困难的一个。一起学习的女孩子家庭条件都比我好,父母都有工资。可是最后学成的只有我,因为我比他们都刻苦,我知道回家就没有饭吃,必须努力学习。
 
  在曲艺团学习的时候,我们对面是评剧院,里面天天唱戏。我们曲艺团这边有三个说书的茶馆,老师告诉我们只能进茶馆去听书,不许去评戏院,电影院也不许进去。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博览群书,相通的艺术可以互相学习。老师只让我们背书,每天早晨起来去学校,一边练声一边做记录。在我们曲艺团,二人转是两年满徒,相声、快板是三年满徒,而我所学的长书是五年满徒。
 
  说书,观众买票才是试金石。一张票是一毛八分钱,那时候人们每月只挣三十多块钱,每天花一毛八分钱看演出是件很奢侈的事。所以说书一定要扣人心弦,时刻抓人心。每次我在台上都会留意当天来了多少观众,要是多三五个还好,如果观众少了,晚上就睡不着觉,赶紧琢磨说的书有什么问题。就是刮风下雨也不许差多少观众,说书的魅力就这么大。
 
  辛苦生活中潜心创作《岳飞传》
 
  1972年,鞍山电台请我说一些革命小说,我答应下来。当时我在电台录制了《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沸腾的群山》《盐民游击队》《矿山风云》等革命故事。
 
  到了1979年,电台的责编让我说一个传统书。我学过《岳飞传》,也喜欢这部书。但《岳飞传》没有故事情节,每天要说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还得说三四个月,材料一无所有怎么办?
 
  后来,有人在图书馆的废墟里找到一本《说岳全传》,并把书送给了我。但这本书太有局限性,比如我要说两个小时或四个小时,大概需要两万字,《说岳全传》上却只有很短的一段文字,所以要对原著进行删改增补。另外,我学《岳飞传》的时候是从“牛头山解围救驾”开始的,那时岳飞就要遇害了,而《说岳全传》是从岳飞出生开始讲述,因此需要大量地编撰,比如“岳飞怒斩靠山熊”“和李氏结婚”等桥段都是我们挖空心思创作出来的。
 
  那时我还在工厂当工人,每天下班回家照顾孩子,日子过得挺安逸,突然要说书,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因此,我一点一点地往回倒。要说好一部书,书的结构特别重要,不精彩没人听,所以既要制造悬念激动人心,又要有人情味,让人听了有感觉,做到有文、有武、有悬念。
 
  开始写作的时候特别费劲。家里的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过道既是厨房也是养鸡的地方,还要在那里写书。尽管条件十分有限,但那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苦,相反,内心有一种奋进的精神。我老伴儿王印权是唱快板书的,写完我就念给他听,时间长了他都不爱听了。我就换另外一种方式说给他听,一遍一遍直到他认同,我才开始落笔定稿。白天演出,晚上回来做家务、写评书。上半夜我写,后半夜把老伴儿叫起来帮忙修改,我五六点钟起来背诵几遍。当时,一段书是28分半钟,和现在22分半钟比差很多语言,要是都写出来很费劲,所以基本没有写全。其实《岳飞传》没写多少稿子,一天要录一两万字,基本上只写三千字。其他文字怎么办呢?基本上是录制开始后,把醒木一拍即兴发挥,大部分都是这样录制出来的。
 
  那段时间每天去电台录音,一天要录制两三段,大概需要四五个小时。早上八点钟去电台录评书,中午回来吃饭,下午一点钟上台说《明英烈》,晚上听书,半夜写书,第二天早上再去录制。那段时间就是这么过来的,太难了!
 
  现在想想确实不容易。为写好评书我反复修改,有时候气得直哭,撕了又重写。其实哪行哪业都不容易,想要做出点成绩绝不是一日之功,必须要倾注心血,要刻苦才行。
 
  有筋骨的作品才能接地气、有生活
 
  随着《岳飞传》这部书的开讲,“岳飞”这个名字更加深入人心。过去,老百姓没有太多文化,但都知道“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典故。我在创作和说书的过程中,就比较注重挖掘岳飞身上所体现的正面的东西。岳飞是孝子又是忠臣,刚正不阿、威武不屈,很有教育意义。
 
  我创作、改编、演出的很多作品,都特别重视体现民族精神、传统美德,表现人物的精气神,彰显正义光明。既悬念不断、引人入胜,又入情入理、叩动人心,让老百姓听完之后有教育意义。我想,也正是这一点,我的评书才广受各个层面老百姓的欢迎。
 
  《岳飞传》正火的时候,我所到之处经常被人们认出来,也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坐火车九下山东、六下河南,火车上我不说话没事儿,只要说一句话别人就听出来,纷纷喊我让我说一段评书。
 
  有次去天津演出,我们路上边说边走,被环卫工人大姐认出来了。这位大姐把我拦住,还大声招呼别人“刘兰芳来了”,让我给大家说一段。我们这行当就是接地气,就是为基层服务的,于是我给大家说了一段,大伙儿挺高兴,听完依依不舍地走开。
 
  在山东,有的听众从几十里外骑自行车给我送几个苹果,那个年代买苹果很不容易,他自己的孩子都舍不得吃。见到我之后,他跟我说:“刘兰芳啊,尝尝我们的苹果吧,润润嗓子。我们爱听你的评书。”那时我特别感动。
 
  有一位吉林的老太太,实在买不到票,看着拥挤的人群,一着急把一盆水泼到了排队的人头上。还有一位老太太拿着字条来找我,条子上写着“耿大娘是我们这里的烈属,儿子在朝鲜战场牺牲了,请给她购一张票”。看完我很感动,赶紧请她坐到台边。听完一场书,老太太很知足,乐呵呵地走了。
 
  那时我收的信最多一天是50封,装了一麻袋。其中有一个人在信中写道:“我是一个知青,每天六点半打开收音机就开始听书。一听书,我就觉得生活有了意思,即便是喂猪的时候,也觉得生活有了乐趣。”看完之后我感动得掉泪。
 
  60岁后的生活依然充满梦想
 
  60岁时,我才完成了读大学的心愿。1959年,我读了大专。后来到曲艺家协会之后,其他部门的党组书记全是硕士、博士,唯独我是专科。没有进过大学课堂,我感觉人生缺了一课,所以开始继续学习。
 
  读大学最大的困难是学习的过程。学习经济管理这门课,我一条条写下来,撕下来背。这些纸条我还一直保留着,当个纪念。我比我的教授还大两岁,他们也都理解我。每次考试坐在狭窄的课桌前,我的血压达到一百六十毫米汞柱,考完四门功课后吃什么药,血压也下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考完。
 
  我要感恩社会,感恩同行,感恩国家。我今天的荣誉是国家给的,我一个说书人,能做的就是到基层为老百姓演出,一到基层演出,我就活跃起来。不管台下是几千人或者是几万人,我往那儿一站开始说书,底下有人听,这就是给我的最高奖赏。
 
  直到现在,我家依然保存着一张在聊城体育馆演出时的照片。照片很清楚,很多人都围着我坐,拖拉机上、树上、房顶上全是人。人山人海的场景通过照片都表现出来了。
 
  如今,我年过七旬。再去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说书,和八十年代初那种万人空巷的情形相比,我觉得受观众欢迎的程度没变,我的上进心没变。
 
  我自知夕阳已晚,还应该继续努力。
 
  往前看,生活永远快乐、兴奋、阳光。
 
  人物简介
 
  刘兰芳,1944年生于辽宁辽阳,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9年开始,先后有百余家电台播出她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轰动全国,影响海外。后又编写播出《杨家将》《红楼梦》等30多部评书,多次获国家级文艺大奖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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